俗话说：事不过三。我一共与她沉默过关键的三次。第一次是两年前愚人节的清晨，那时我选择沉默。第二次是当年她决定离开台北，我还是选择沉默。第三次则是九九年，我离开香港那晚。
我虽沉默，但她去香港那天，我还是跟她表哥一起把她送去机场。
其实前一晚，我们曾通过电话。拖磨到最後一日，我还是打给了她。那是一通无b艰难的电话。之所以这麽说，是因为通话时数不短，对话却寥寥无几，内容也不着边际，毫无重点。挂断电话後，我甚至一度想不起来跟她说过什麽。
电话中，孔宜相当镇定。或者说相当平静。
有时说完几话，中间突然会有一段沉寂到底的空白，她那头是安静的，我这边也是安静的。人也还在，就是找不到话说。但谁也没先提再见。後来我找到延长这通电话的方法，就是将老妈让我提醒她的事，拆开好几次转达，所以电话里才不时出现三个字，「我妈说、我妈说──」但再怎麽样，老妈的叮嘱，总有结束的时候。我有点说上瘾，於是开始冒用老妈的名义添油加醋，说东扯西，我惦记着她还没出过国的事，便跟她提起过海关的流程，钜细靡遗，她静静的听，偶尔嗯一声，好一声，乖巧得很。接着又跟她聊起一些傅重光在香港的生活。对谈间流转着压抑的平和，彷佛一下回到了四月一号之前的状态，我说她就听，没怎麽变，她尽量还是她，我尽量还是我──我是说尽量。
就这样，也y讲了两个多小时，讲得耳朵发烫，喉咙发哑──再後来，後来，就真没什麽能扯了，於是又开始沉默。其实我还想问两句：你什麽时候决定的？什麽时候回来？可话几度到嘴边，又咽下去。人的预感有时来得很奇怪，正在无声僵持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麽，我突然有种孔宜差不多要开口说再见的预感──对此，我下意识的反应是对她说：「对了，我有东西要拿给你，我妈交代的。」
就这麽一说，也没告诉她是什麽。等了会儿，才听她说：「那......」
我抢白：「明天拿给你吧。顺便送你。」
「嗯，好。」
一下又冷了下来。我又问：「什麽时候出发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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